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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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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这么想,为什么高官的老婆孩子小三私生子都要移民国外?
因为身居高位的人一般比老百姓看得远,看得明白。明白什么?明白社会的差距。
所谓精英,是人中龙凤,有着和这些‘人上人‘相似的视野,明白了有一种差距,像人与猪狗之间。这不是崇洋媚外,因为没有老外觉得我们是猪狗,至少没有达成共识。然而有一些人一致认同我们是,这些人是谁恐怕不必言说了。
匿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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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我觉得造成这样的现象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人一旦有了多余的钱以后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折腾自己了。
记得在旧社会,比如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没有那么多富裕的人,物质生活相对贫乏。衣服基本都是千篇一律的白黑灰。每天一大清早几百上千好人踩着自行车过马路去工厂或者机关上班,是一种很壮观的景象。虽然那个时候的人都比较穷,但是仿佛没有太多的困扰,大家有规律的生活和作息,很多院校毕业包分配工作,甚至还包分配房子。
到了傍晚,很多住大院子的家庭会在院子里摆个十来寸的黑白小电视,几户家庭挤在一堆看着一个小屏幕,但是也乐在其中,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可以这么说:那个时候的人和荷包里确实没多少钱,但脑子里仿佛也没有太多的压力和想法。大家都一样穷,做着差不多的事情,拿着差不多的工资收入,住着差不多的房子。仿佛一切的一切都差不多。
大概是改革开放后的若干年吧,应该是80年代中后期的样子,慢慢开始有了下海经商的概念。珠三角地区的很多工厂开始慢慢拥起了从中部、北部、东部(那个时候长三角的经济水平还赶不上珠三角)过去打工拼搏的年轻人。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慢慢有了明显的贫富差异现象。有一批较早富裕的人开始买起了大哥大,开起了小轿车,用上了进口的电器和家具。
一旦社会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差距,人心就开始浮躁不安。过去可能骑个自行车就觉得挺不错了,现在要琢磨着怎么才能开上轿车。过去看个小黑白电视就觉得不错了,现在要琢磨着怎么才能用上日本进口的好彩电。从“万元户”的概念开始诞生之初,许多人就开始了财富的赛跑。而这种赛跑的含义并不只是改善物质生活,更多的是包含了一种竞争甚至是虚荣的心理在里面。
前面说到的那批最初开始富裕的人,他们在国内赚得了大把的钞票以后开始购房置业,买车买地买商铺。等到他们发现该买的都买了以后,就开始进一步琢磨
—— 我们还能干些啥跟身边那些屁民拉开差距,提高我个人的档次?
想来想去可能就只有一条路 —— 搞个海外身份,然后变成外国籍的公民。这样逢人就可以说:我儿子/女儿/表哥/表姐/XXXX什么什么的人是XXX国籍。这话说出口时仿佛在口吐仙气.....
原先在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曾经帮某些有钱人做外汇业务。很多人在香港开了个离岸账户,放了几十万美金(通过若干个亲戚的境内账户分开购汇然后转出在香港的账户上汇总,所以没有触发境内个人每人每年5万的购汇额度限制)。然而这些人既没有移民的打算,也不清楚这么一大笔钱放在一个离岸账户上究竟要做啥。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先放着吧,以后再看要干什么.......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很多人对境外的身份也好,金融也好,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甚至不知道自己去往国外要干啥就稀里糊涂的移民了。这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应该是:躲避追查,规避司法问题
就算我不说大家应该也知道,国内有许多许多的人是靠着政策漏洞甚至是干着一些违法乱纪的勾当才发了财(并不是酸,真的是事实)。
这些人手里揣着数不清的来历不明的巨额财富,就好像抱着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万一哪天被人查到了,钱损失了倒是小事,严重的话可能还要吃官司。所以他们就琢磨着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财富安全和风险规避能力。
比如《人民的名义》里的赵瑞龙,他自己说自己有4本不同的护照,每个护照都是一个不同的身份。这样一旦在国内炸了雷,他马上就拿着一本护照飞到海外避风头。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一开始那么难抓。
对于这些富人来说,一本外国护照/绿卡可能就是他们规避境内司法的一种手段。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旧社会了,没有“治外法权”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觉得同样的刑事案件和司法诉讼在针对境内公民和境外公民的问题上多少还是有点区别的。且不说这个“区别”是好的区别还是坏的区别,只要能够制造差异,说不定就有空子可以钻。
第三个应该是:税务方面的考量
以李嘉诚为例,李家三代人,李嘉诚自己,他两个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家第三代长孙女李思德,目前全家基本都是加拿大国籍。据说李嘉诚做出这种安排是听从了律师的建议,同时他也说服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入籍加拿大。虽然不知道具体内情,但我觉得这应该是跟李家庞大商业帝国的营收/税务/资产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加拿大的各项税务制度,或许能够发觉出一些端倪
颜文轩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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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找新城老总和他儿子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