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觉对霍顿事件或者本次奥运会上的种种事情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太过激毫无理性可言？

8月12日的新华社报道指出，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在8月7日里约奥组委实施的赛内兴奋剂检查中被查出A瓶氢氯噻嗪阳性。《圣保罗》周报称，这是里约奥运会第一例血检呈阳性的事件。陈欣怡目前已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B瓶检测和召开听证会的申请。

此事一出，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前几日闹得沸沸扬扬群情激奋的“霍顿公然质疑孙杨服禁药”事件。在抨击霍顿无故指责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以史为鉴进行反思？

在揭开中国甚至整个世界体坛过去的疮疤之前，让我们先普及一个很少见到媒体主动提及，但是却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通常提到的“兴奋剂”，实际是国际上对“禁用药物”的统称，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有一个的禁药清单，并有一整套不断研究、发现、公示、调整、更新的运行系统。一种物质只要不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禁药清单里，即使它会起到相应的“兴奋”作用，被检测出运动员也不会被处罚。

举个简单粗暴的例子，假如说公布的禁药清单上只有咖啡因一项，那么运动员喝咖啡就是服用违禁药品，而注射类固醇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所以即使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有一个8年或以上的追溯期，也不能改变这体系“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事实。用阴谋论者的话来说，兴奋剂和反兴奋剂的体系变成了另一个像“军火”一样高投入高产出高门槛的行业，让禁与罚变成了比拼谁更先进的地下竞赛。

关于很多人都在说的“误服”药物，中国运动员也确实出现过出门吃个火锅，结果查出瘦肉精成分而被禁赛的悲剧（此事发生服药只会有反作用的项目上）。很多常用药中都有违禁物质，这也就是为什么运动员在被采访时经常说“感冒了但是不能吃药，队医在帮我想办法”的原因。但一个人口中的误服是真是假，自有评判。

下面给大家推荐这篇历数中国体坛黑历史的文章，在阅读之后，你会对为什么很多运动员会在职业生涯的高峰突然消失或退役，之后完全淡出体育圈，产生不一样的理解。

最后请大家不要过于惊讶中国田径、游泳队有过的集体服用兴奋剂的记录，也不要过于惊讶所谓世界名将一次次的身败名裂。对中国甚至是整个世界体坛的各种指控，既有无理取闹的一面，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而净化整个行业，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

孙杨被澳大利亚选手嘲笑使用违禁药品，并被多次羞辱，称不愿和孙杨有交集。之前孙杨奔赴澳大利亚训练时也被澳方拒绝，因为他们认为孙杨使用违禁药品会污染他们的泳池。中国泳协对此向澳方泳协表示强烈抗议，但是澳方表示完全尊重运动员的表达权利。很多网友因此痛骂澳大利亚，认为他们有意寻衅滋事，赢了比赛输了人格，不出所料地也上升到了民族自尊心，国家荣誉的境界。诚然，孙杨使用的药物几经波折，最后被判定为正常药物，针对孙杨的这个指控没有官方依据，但是不要忘了，中国体育历史上使用兴奋剂确实不在少数，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恶劣影响。

据前国家队队医薛荫娴透露，从1979年初国家体委就派人到法国学习兴奋剂的使用方法，79年下半年，国家队开始从上至下系统推广兴奋剂。1986年汉城亚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选手李玲蔚爆出使用兴奋剂的丑闻，国家体委为了掩盖真相就以“误服感冒药”为借口搪塞过去，并且将责任推到随队医生黄美玉身上，导致后者差点自杀。以汉城亚运会为起点，中国体育开始了“兴”沉大海的“征途”，中国的游泳项目也“不辱使命”，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广岛亚运会兴奋剂事件”。

时任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90年代初）有个共识，成绩不行就得服兴奋剂。服用兴奋剂三个原则：有用、无